大连工业大学一名女生因被校方认定与外籍电竞选手存在“不正当交往”，遭开除学籍并实名公示，引发社会对高校处分权边界的热议。事件核心争议聚焦于学校是否有权公布学生完整姓名，以及涉事女生能否以侵犯隐私权起诉校方。这一争议与2021年复旦大学嫖娼开除案高度相似，彼时法院判决已为同类事件提供重要司法参照。
大连工业大学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者可开除学籍”——作出处分决定。这与复旦大学处理嫖娼案时援引的条款完全一致。两校均强调，高校作为特殊教育场所，有权制定严于社会标准的纪律规范。
涉事女生完整姓名被公开，触发《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关于隐私权的争议。复旦大学案中，学生曾以同等理由起诉，主张学校“单方面公开个人信息构成侵权”。但法院判决明确指出：校内公示具有警示教育意义，不构成隐私侵权。这一司法立场成为大连事件的关键参照。
2021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与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先后驳回被开除研究生的诉讼请求。判决书确立两大原则：
法院认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与高校管理规定存在本质差异：“前者针对社会公众，后者针对高校学生，学校有权制定更严格的纪律标准”。即便涉事学生仅受行政拘留数日，仍符合“情节严重”要件。
针对隐私权主张，判决书以“校内公示具有警示教育意义”为由，否决了“实名公示即侵权”的诉求。这为大连工业大学公示行为提供了直接法理支撑。
大连工业大学强调已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这与复旦大学案中校方胜诉的关键因素高度吻合——程序合规性成为司法审查的核心要素。
复旦大学案判决显示，当学校基于有效校规作出处分且程序合规时，法院倾向于维护高校管理权。涉事女生若起诉，需突破两大司法障碍：
参考复旦大学案学生“处罚过重”“侵犯隐私”两大诉求均被驳回的结局，大连事件诉讼胜诉概率极低。法院对高校特殊属性的司法尊重，构成学生维权的制度性壁垒。
复旦大学案和大连事件判决共同揭示司法系统的底层逻辑：学校不是社会，其道德标准必须高于普遍社会规范。法院在判决书中隐含的警示振聋发聩——若高校对严重违纪行为从宽处理，将导致“大学生道德水准系统性滑坡”。
大连工业大学事件本质是复旦大学案的制度性复刻。司法系统通过系列判决确立三大原则：高校有权设定严于社会的道德标准，实名公示属于正当教育管理手段，程序合规的处分不受隐私权主张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此类争议仍将延续“校方胜诉”的结局，其深层映射的是司法对高校道德治理权的让渡，以及教育场域与社会领域日益扩大的规则鸿沟。当高校以“守护道德高地”之名行使准司法权时，如何平衡个体权利与集体规训，仍是未解的法治命题。